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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说朱莉，朱文雯和朱文超才知道，原来大学里是分学院的，有教育学院的，地理科学学院的，文学院，心理学院，哲学学院，法学院，生命科学学院等等好多好多，光学生宿舍楼就是十几幢，还分布在不同区块，食堂有四个，还有西餐厅，咖啡馆，超市和面包店。
“那哥哥，师范学校读出来就是做老师吗？怎么还有法学院？”朱文雯甚至没听说过哲学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，真的有人学哲学？生命科学学出来又是做什么的？法学院毕业出来教什么？初高中都没有这门课。
周振耐心给她解释：“不全是。应该说，只是很少一部分才会做老师。很多人读研或留学时都会选择换学校或换专业，不换的，哪怕是要做高中老师，也得是硕士文凭，教大学的话得读到博士。本科毕业要做老师最高只能教初中。局限性很大的。况且现在只要不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，其实什么专业的人都可以去做的。读哲学的人毕业出来做歌手的都有。专业和工作没必然联系。”
“自然，如果就读专业和自己的喜好和工作都匹配的，那是最好的。”
“哥哥，你读的专业是自己喜欢的吗？”
这个问题周振还真是有一分钟没出声，四人继续往前骑着，“目前不太确定。”
文雯很快就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“地理是我高中最好的科目，学起来也轻松，当初报的这个最保险。先进一个排名靠前的大学要紧。再怎么样做个老师没问题。但，我比较倾向于以后做律师。”
这其中牵扯的问题有很多，首先，转专业得等到第二学年，而且原专业两个学期都得考到年级前三十。他自身呢，也对自己的性格是否适合做律师抱有怀疑。
周振想做律师是有原因的，他爸爸在外面打工多年，拖欠工资已经遇到不是一两次了。每次见父亲扛着一蛇皮袋行李哼哧哼哧出门打工，风里雨里晒的，到头来工资能不能按数发都是个问题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要是不按数发，找理由这扣一点那扣一点，哪怕一点理由不给你，就是蛮横的扣掉一部分，也拿他没办法。因为农民工签的都不是企业职工合同，有的劳动合同都不和你签。
不签能撂挑子不干吗，不行！老板坏透顶了，不签就换人，自然有的是人不签都愿意干。但像他爸爸这个岁数的，已经没有多少工种可以选择了，要赚钱只得干。到时只能由老板看心情给钱。
就算几个月半年白干了，你也没办法告他。一上法庭，人家就拿合同漏洞说事。那合同就是完全按照他们的利益出发的，专在这上设陷阱。闹到法庭，也算是完全得罪老板了，不光这个工地的钱捞不着，他还要打电话给所有认识的工地不收你这个人。
到这一步，文化知识不多的农民工就真叫走投无路了。
这些都算后话，农民工上哪去告都不一定知道。
便民服务多数是摆设，花钱请律师人家才给你认真办事。律师费又得按照全部追回金额的至少百分之十算，五万就是五千，一审解决不了还得二审，还得给二次律师费。
人家老板能拖，农民工拖不起啊，只好再立马进入下个工地。接下来又得看这个老板发工资时是否大发善心了。如此恶性循环。
这些都是周振网上搜到的。
他就想着，如果他成为律师，一切法律条文都能信手拈来了，就不会让父亲再吃这样的哑巴亏。还有像他父亲这样的农民工。
听说当律师干得好的话，是很赚钱的。他如果赚了钱，就不让父亲再外出干活了，爷爷奶奶也不用这么大岁数还种地卖菜了。他要把爷爷奶奶都接到城里享受下便利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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